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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百分之百好的事不能做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336次 时间:2014-10-14

 

  8月22日消息,吴军一开口说话,你就能看出他的性格 特点:自信、聪明、逻辑性强。说到喜欢的人文书,他列举的作家跨度非常之大,而且相互之间看似没有太多的联系,从茨威格、罗曼罗兰的人物传记到尼采、卢 梭、伏尔泰的哲学书籍,从莎士比亚戏剧到亚当斯密《国富论》,再到普利策奖得主韦塞尔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美联储》,等等。每谈到一个问题,他也总会条分缕 析地“第一……第二……第三……”。
 

  当然,吴军还有一个特点是跨界。他在美国谷歌工作,曾担任腾讯副总裁,做过风险投资 人,写过好几本畅销书。如果说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和理工科还有点关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着实大了点。这本讲述人类文明的书,完全打破 了科技与人文的界限。前人讲埃及金字塔多是讲它的历史,但吴军会分析数吨重的石头是如何开采、运输的。讲工业革命这个科技话题时,吴军讲述了“火车之父” 史蒂芬森的个人奋斗经历:18岁还不识字,最后娶了个比他大12岁的女佣,但他坚持不懈,每周3天去上夜校,工友喝酒时他就在研究机械。
 

  这样一个编得了程序、做得了投资、写得了畅销书的人,最纯粹的底色又是什么?那应该 是科学精神吧。不论是谈及自己的作品、专业,抑或是对教育、科技发展以及一些热门话题进行讨论,他从不会做情绪化的表达。“否则,你最后做判断时就会掺杂 很多个人主观的东西,这和科学的东西是不相容的。”
 

  我们的经验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
 

  “一个杯子从上往下是个圆,侧面看是方的。”采访中,吴军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同样一个人,从不同角度看也有不同。有时候从传统角度看,这个人似乎不是能有所作为的人;但从个人发展看,他走了一条很正确的路。”
 

  吴军的成长经历也正应了他这句话。他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对他的管束可以用四 个字来形容:抓大放小。“高中老师是个大学刚毕业的老三届,脾气又好,除了教课,也不太管我们。”一个年级5个班,一个月评分下来,别人都是90多分,他 们班却总是负分。不过在吴军看来,“这其实对我们的成长来说都是正数,让我们自由发展。”
 

  虽然没人管,父母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幼年时被告知学习的重要性,一直影响了我 一生。那时候,吃完晚饭,家里没人看电视或者找邻居聊天,就是坐在桌边读书。我父母一辈子都在学习,现在母亲快80岁了,还在学英语呢。”这种影响不仅体 现在吴军身上,也体现在他弟弟身上,后者是斯坦福的博士、世界知名芯片供应商美满科技集团的首席技术官。
 

  说到自己为什么能成功,吴军还总结了一点。“我做事情比较快,在这点上占了便宜。用 我太太的话讲,别人可能要做两三小时的事情我半小时就做完了。再有,我比较善于利用碎片时间。从前,高考复习政治,背GRE单词,我都是骑车时做的;我的 前两本书基本上是在飞机上修改完成的。”
 

  职业和谋生手段可以分开
 

  198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吴军保留了两年研究生学籍,去电子工业部直属的一个公 司搞软件汉化,“也就是盗版”。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刚刚发展起来,他又帮着公司装电脑、卖电脑,后来代理起了进出口生意。这种工作,和他总希望有些什 么发明创造的想法相去甚远,“如果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我现在应该个不错的销售。”吴军笑道。1991年,他考回了清华读研究生。
 

  两年硕士毕业后,吴军又在清华当了老师,从事语音识别研究,1996年到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2002年毕业时,互联网兴起,他去了谷歌。“他们要处理文字,一定用得着。”果不其然,到谷歌不久,他就和3个同事们开创了网络搜 索反作弊研究;一年后,他又和两个同事共同成立了中日韩文搜索部门;他还领导研发了许多与中文相关的产品和自然语言处理的项目,还得到了谷歌CEO埃里克 的赞赏。
 

  2010年4月,吴军加盟了腾讯,可家还在美国,只好两边跑。“每年来回飞个七八 次,时间长就受不了了。”最终,他又回到谷歌,“因为谷歌总有新项目可以做。”他现在负责的产品是谷歌问答。“比如说,你提个问题,天为什么是蓝的,然 后,你会看到搜索结果上有一段答案。在过去,这是人工智能的问题,而现在,这是大数据的问题。”
 

  每每谈到工作上的新发现,吴军总是兴致盎然。“很多人把感兴趣的事和挣钱的事搞成一 回事,其实这是两回事。就像富兰克林是个商人,那是他养家糊口的手段,但他一辈子大部分精力用在科学研究和社区公职上。”“那对你来说,这是一回事还是两 回事?”面对记者的提问,吴军倒是很坦诚:“我靠基金投资挣钱,在公司打工是我的兴趣。”
 

  就像喜欢工作一样,吴军还喜欢旅游、音乐、羽毛球、歌剧、摄影、红酒,甚至做点园艺 活。和硅谷创业的人聊天,也是他的爱好之一。后来有风投找他做咨询,从此他又多了个爱好——投资创业的小公司。“通过这个,你可以了解科技发展动态,还可 以认识很多年轻人,蛮有意思的事。”
 

  放弃语音识别专业,选择谷歌;放弃腾讯,选择回归家庭——在吴军看来,是事业和人生 的两次重大抉择。对于前者,他的回答不离“科技”二字,“科技发展有个大趋势,顺应这个趋势,你就能做很多大事,有时候你必须放弃很熟悉的东西。”而对于 后者,他仍不离“科技”二字,“科技进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不是为了进步而进步的。没有与家人的朝夕相处,还谈什么好生活呢。”
 

  浮躁,是因为红利得来太容易
 

  2007年,吴军开始在谷歌黑板报连载文章,引得数百万人追捧。此后,这些内容汇集 成了两本书,《浪潮之巅》和《数学之美》。前者梳理了IT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叙述了美国硅谷明星公司的兴衰沉浮;后者则把高深的原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 让非专业读者也能领略数学的魅力。而在新书《文明之光》中,他更是来了个科技与人文的大跨界。
 

  在吴军看来,科技和人文是一回事。“它们不是排斥的关系,只是看问题的不同侧面。从 历史上讲,科学与人文都是在早期反对宗教、反对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是唯一一个后人可以做得比前人好的东西,这是大家公认的。可以说,人类之所以 能不断进步,动力就源于一些基本的发明创造、科技进步。但另一方面,科学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人文则在文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它决 定了文明发展的方向。”
 

  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又是现代中国社会欠缺的。在吴军看来,这种缺失首先表现在国家层面,“现在国家拿出很多钱来资助科学家,举个例子吧,为了在《自然》《科学》发篇文章,可能要投进去数千万的成本。现在科技更新这么快,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意义?”
 

  对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主要是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从2008年开始,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学科、实验室以及央企和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等,引进数千人来华创新创业),吴军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赞成引进高水平的 一流学者,比如张首晟、施一公、饶毅等。其实,全世界各个领域做得最好的人加起来不超过1000个人,所以千人计划肯定有非常大的水分。引进人才要少而 精,一个一流的人才贡献是二流人才的10倍,把一堆二三流的人塞到千人计划中,其实是对真正一流人才的不尊重。还有就是需要,如果引进一堆不需要的,只是 为了凑数量,就有点滥竽充数了。”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科学精神就是反对盲信盲从,反对迷信权威。不是挂上一个专家头衔,他说的就是对的。科学精神在于,人要多思考,提出可能的疑问,再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其实,科学的思维方法、论证过程,远比结论重要。但是大多数人比较相信结论,而懒得思考。”
 

  吴军认为,科学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原因就在于社会风气的浮躁。“中国过去的30年,是生产力大解放的过程,不用太费力就能拿到红利。但随着红利减少,投入要更讲求效率,要去做那些比较精深的研究,人要沉得住气。”
 

  公民意识是文明的体现
 

  2014年,电动汽车特斯拉进入中国,很多人为此鼓掌。吴军却有很深的考虑,“按照 美国的电价和油价换算,电动车消耗能源从价钱上讲便宜一半。但美国发电30%靠煤,特斯拉平均碳排放量是122g/km;但在中国,发电70%靠煤,要知 道同样产生1焦耳的能量,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两倍。算下来,特斯拉在中国的碳排放相当于175g/km,甚至高于传统汽油车。那么,电动车是否仍旧 是好的选择?不知道。还有电池的生产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美国从中国进口电池,报废后运到其他国家;而在中国,电池不管是生产过程中还是报废后,都会产生 极大的污染。”
 

  在和环保部座谈时,他也一再提及电动车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说 它百分之百好,那这事暂时不要做。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全面。如果我们已经认识到足够坏的一方面,在这样的前提下依然认为它可以做,那就能做。所有人都 在唱好,没人说它不好的时候,那这件事一定是有问题的。”
 

  光伏太阳能现在也备受追捧,但吴军觉得,其负面影响的东西没有被认清。“如果没有补贴,太阳能发电肯定是没人要的,因为贵得要死。生产太阳能电池板所需要的硅本来就很耗能,十多年以后也就没法用了。科学的决策,不能只看好的方面。”
 

  “说真话,这是不是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对这个问题,吴军果断地回答:“这不只是科学家的责任,而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公民意识是自己把自己当主人,把国家和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就像别人把你家弄得都是污水、涂鸦,你肯定是要出来管一管的。”
 

  类似的事情,吴军没少碰到。乘飞机时,总有人在飞机即将起飞时不按照规定关闭电话,依旧讲个不停,空乘和周围的人未必会管,而吴军会把空乘叫来一起制止那些人,“你的命可以不要,但不要伤害其他人的命。”
 

  吴军倡导的怀疑主义、公民意识,和他在写《文明之光》时表达出的反英雄史观是联系在 一起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在为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要想做改变世界的事情,先要爬到一个高位,然后才能够开始,于是一辈子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往上爬。其实,改变世界不需要从大事开始,每个人把自己身边的小事做好就可以了。
 

  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现在又被吴军用在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身上。“十几岁的孩子有些逆 反都很正常,管得宽松,矛盾就会少。”两个女孩都喜欢画画,在《文明之光》一书中,不少插画就出自她们之手。“大女儿是美国亚裔绘画比赛的第二名,小女儿 是谷歌徽标设计比赛她那个年龄组的第一名。”
 

  “世界发展这么快,30年后,你会发现那时和现在是两回事。如果你按照现在的观念塑造一个好孩子,他适应的是现在的社会,而不是30年后。所以,必须让孩子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吴军说:“我们的经验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30年后可能是个负担。”
 

  人物简介
 

  吴军,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硅谷风险投资人,畅销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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