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世界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中国

　　《环球时报》专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世界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中国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中国打交道，而中国不会允许自己被西方压制在万里长城之内，被告知‘只能停留在附属的地位’。”作为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克里·布朗近来多次提出，欧美应敞开心扉，不要总是教别人做事，实际上应向中国等国多学习。近日，布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与过去完全不同。谈到中国面对的未来挑战，他分析说，中国对外主要是要找到合适的国际发展空间，对内则是继续保持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速度。

　　欧洲不应总是习惯当老师

　　环球时报：能讲讲您是如何研究中国问题的吗？您所在的中国研究院有多少研究人员？  

　　布朗：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1年，也就是30年前。1992年，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始学习汉语，然后攻读研究生学位。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目前有6名全职研究人员。我们还有30个博士生，通常每年有40名左右的硕士生。目前，我正在精选和解读从马可·波罗时代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欧洲主要思想家有关中国的重要论述。这些思想家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茨、马克思、黑格尔、韦伯、罗素、克里斯蒂娃和巴特。我这本著述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版。

　　环球时报：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曾表示，“英中合作有利于英国经济发展，那些要求与中国搞冷战的言论非常错误”。约翰逊首相的父亲斯坦利·约翰逊也公开表示，英国脱欧后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他呼吁儿子“站出来”，对抗保守党内寻求与中国“新冷战”的鹰派，因为试图与中国对抗“毫无意义”。在您看来，在英国，反对或担心英中陷入“新冷战”的人是否占到多数？

　　布朗：从历史上看，英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舆论有些不温不火，没有特别热烈，也没有特别敌对。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大多数英国人可能都没有太多考虑过中国以及中国在他们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疫情暴发以来，围绕病毒传播、疫情管控等方面的争论，让中国成为政治家、评论家和不同人群的热议对象。对中国有更广泛的兴趣是好事，但现实中往往是那些持极端看法、缺乏真实经验却又喜欢瞎嚷嚷的人充斥着有关讨论中国的平台。我有时会怀念中国在英国不那么“热门”的时代。

　　环球时报：您最近表示，“美欧总是教中国做事，实际上美欧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很多”。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

　　布朗：显然，中国在提升公民生活质量、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可以，而且一直在向一些国家传授这方面的经验。我的观点是，欧洲人总是习惯性地想成为“解释者”和老师(我承认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类似的倾向)！但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是的，欧洲在许多领域例如知识生产方面依然强大，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国可以向欧洲传授一些东西——环境科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敞开心扉，对此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中国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有过“黄金期”或“蜜月期”，但这些年在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或所谓“人权”问题时，英国等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总是出现反复？为什么西方国家很难做到认真“倾听中国”？

　　布朗：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收集和研究欧洲历史上那些重要思想家对中国持什么观点的原因，比如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比如黑格尔和马克思。从很多方面来看，通过他们的对华认知，我们今天仍能看出西方在对华态度上仍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广义来说，莱布尼茨学派在寻求一种“客观性”——试图抛开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倾向，“科学地”看待中国。而对于伏尔泰来说，他对中国的态度几近于崇拜，而这一态度源于他对远方国度的一知半解和理想主义，中间掺杂更多的是对18世纪欧洲政治的幻灭。而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消极的——专制和落后。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欧洲在对华认知上，仍然存在类似的各种分歧。

　　“中国谜一样的崛起给自身和世界都带来挑战”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您怎么看过去100年中国的变化？

　　布朗：中国100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人们往往容易忘记，无论从预期寿命、健康水平还是公共生活水平来衡量，当下的中国与100年前的中国都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欧洲人很容易觉得2021年世界似乎变得更糟，但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指标上，例如减少贫困、疾病，增加福利等方面，世界都在取得进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中国的成就，以及印度和整个非洲的发展。

　　环球时报：未来五年，也就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国力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又会面临哪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