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领域素有“南潘北王”之说，其中“南潘”指的是潘汉年，“北王”则指王超北。王超北长期从事秘密战线工作，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被毛泽东称为“无名英雄”。
创建西安特科，开展秘密交通联络
王超北又名王琪，化名庞智，陕西澄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工作，负责管理省委的秘密文件、资料，并在杨虎城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中共党员)的卫士营任军需主任，从此进入秘密战线。
王超北任军需主任后，因有良好的社会身份作掩护，在西安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熟悉西安社会环境，这对完成情报系统交给的任务有着特殊的便利条件。1931年，他开始担任中央特科(军委)陕甘特派员。他不负重托，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特科交付的各项任务。
中央特科派给王超北的任务主要包括：搜集杨虎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情报，全力支援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建立上海中央和陕北红二十六军与川北红四方面军在西安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等。当时，国民党在陕西、甘肃、四川境内派出十余支军事力量“围剿”陕北红二十六军和川北红四方面军，各地方的地主民团和武装力量也在协助国民党进攻红军，他们把陕北和川北的红色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严密的层层封锁弄得路断人稀，大有插翅难飞之势。王超北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接受任务的。他深知，要完成中央特科安排的任务，不能没有一支自己的情报队伍。于是，他着手建立秘密情报组织——西安特科，并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壮大这支部队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汽车为部队搞生产，积蓄钱财改善部队的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资助学生进无线电学校学习，为党培养和储备电台工作干部。为随时掌握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动向，他贯彻“长期埋伏、稳扎稳打、严守机密、不许暴露”的方针，尽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公开合法身份。通过精心策划，他委托张汉民在杨虎城机要处搜集蒋介石“围剿”红二十六军的情报，并派另一位同志在陕西民团指挥部搜集民团与国民党军“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相关文件资料。
在领导西安特科开展各项工作的过程中，王超北不辱使命，为确保陕北和川北红军的物资供应，打通中央同陕北、川北红军的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他为川北红四方面军购买了无线电器材和川陕甘地区军用地图，并通过陕西南路交通线送交至红四方面军总部。年底，中央特科命王超北送潘自力去川北红四方面军。王超北接到任务后，亲自陪同潘自力到汉中，再安排地下党员护送他到川北，并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递交了中央特科和川北红四方面军联系的密电码。1934年和1936年，王超北利用部队掩护，用汽车给陕北红二十六军送去大批轻重机枪、迫击炮、步枪以及炮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还从上海购运了新式驳壳枪、直流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器材以及十万分之一和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棉衣、军毯、帐篷等物资送交到北方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加强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急需一部功率强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王超北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胆量，在上海亚洲电器公司订购装配了一部250瓦的大型电台，并只身从上海把这部电台安全送到党在西安成立的办事机构。周恩来见到王超北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长时间没有松开，王超北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超北一度公开了身份。1937年夏，考虑到他在西安已无正式可供掩护的工作，党的情报机构通知王超北交出西安特科的组织和工作关系，调他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
采购转运物资，乘风万里行
全面抗战之初，出于工作需要，党组织任命王超北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运输科长。共产党、八路军在民众中威望很高，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爱戴，他们竞相向共产党、八路军捐款和赠送各种物资。为解决这些物资的接洽和联络问题，党中央成立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的联络站，即著名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王超北负责物资的采购和转运，林伯渠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1939年，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根据党中央指示，安排王超北赴香港完成两项任务：一是设法将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一批物资运回来，这批物资主要有医疗卫生器材、救护车、各种通信器材及被服等；二是采购一批器材，特别是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台配件等通信器材。当时，国内外各界人士虽已捐赠不少物资，但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围剿”和封锁，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电台等军事通信设备更是奇缺。王超北深感责任重大，接受任务后稍作准备便迅即赴港。到香港不久，他很快完成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