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上的生命守护者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并迅速进逼广州。面对危急形势，东江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毅然挺身而出，逐渐成为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主力，并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被中共中央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在东江纵队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的峥嵘岁月中，东江纵队医务队克服艰难险阻，舍生忘死，为东江纵队指战员们筑起一道生命防线。
从简单分散到初具规模
日军入侵广东后，东江纵队的前身——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迎着熊熊抗日烈焰相继诞生。1939年4月，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国民党第4战区第4游击纵队直辖第2游击大队(简称第2大队)；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4战区第3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东江抗日武装的建立，吸引了由内地、香港和南洋赶来的大批爱国青年，其中不乏医务人员。新编大队分配到2名男医生和10余名女医务人员，遂建立了医务所；第2大队也分配到数名女医务人员，可以进行简单的救护工作。1940年9月，第2大队和新编大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3月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支部队回师东宝惠敌后战场后，又陆续增补了10余名医务人员，次年在东莞大岭山的瓮窑村、宝安的白石龙村修建了医务所。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中共香港组织动员在九龙广华医院工作的冯慕贞、江培荃等5名护士，携带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返回东江敌后，加入游击队。各部队遂在宝安沙梨园、东莞瓮窑、惠阳竹坑等地建立了医务所或医院。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各支队和大队均设有卫生机构。随着一批医学专业人员的加入，东江纵队的医疗骨干力量得到充实，原先分散、简单的医疗机构也逐步得以健全。1945年5月，东江纵队在罗浮山创办了一所较大的医院，能接纳伤病员100余人。
边学边练与集中培训
在紧张的作战过程中，尽管医务人员十分有限，但东江纵队仍以军政素质和业务能力为重点，最大限度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养和锤炼。
东江纵队始终处于日伪顽军的严密包围、封锁中，作战条件极为恶劣，战斗任务异常繁重，因此对于部分未来得及培训便参军作战的医务人员，只得以传、帮、带的方式，边作战边学习医务知识和技能。例如，港九大队的医务人员中，除个别受过护士专业教育外，其余都是来自香港或大陆农村的十六七岁的年轻战士，不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更未接触过医务知识，只能边学边练。
东江纵队非常重视对新入队医务人员的集中训练。如从香港动员的女医务人员加入游击队后，立即被编入女子中队进行集训，重点提高其军政素质。军事课主要讲授行军注意事项、战场救护方法、队列操练等；政治课主要普及全国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加强纪律教育。
到全国抗战后期，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东江纵队开始以创办培训班的形式，成批次地培养专业的医务人员。东江纵队司令部在土洋、洋坑、王母、罗浮山等地举办了4期卫生员训练班，学员均是由各支队选送而来的女青年，由专业医生任教员，共培训卫生人员130余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疟疾、感冒等常见疾病的防治，战场救护和连队卫生管理等。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大多被分配到连队当卫生员，极大增强了基层部队的医务力量。
艰难支撑
由于长期进行分散的游击作战，物资给养匮乏，东江纵队缺少稳定的医疗后方，经常处于医疗条件简陋、医务人员奇缺的窘境。在频繁作战中，常常是部队打到哪里，医务人员就带着伤病员转移到哪里，当地的茅屋、柴房、祠堂及寺庙等，铺上门板或稻草就变成简易病房。一些重伤员无法转移时，医务人员就带着他们转入偏僻山区，以山洞、炭窑为病房，再拿树叶铺成床，用茅草编成被子。
药品、医疗器械的严重匮乏，给医疗救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虽然部队从战斗缴获和群众捐赠中获得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有时也可以通过地下关系到国民党统治区购买，但数量都极为有限。东江纵队连队卫生员的药箱里通常只装有几支止血针和止痛针、少许棉花敷料、注射器、消毒剂、常用药和清洗伤口用的口盅。
为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医务人员采用土偏方和中草药防治常见疾病，收到较好效果。同时，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制或寻找代替品。如用瓦罐代替消毒锅、削尖的竹片代替镊子或探针、消过毒的石头片代替止血带、捣烂的生姜代替消炎药、香蕉麻代替绷带等。东江纵队第4支队医疗队就曾用高温煮沸的剃头刀代替手术刀，成功取出伤员肩胛骨中的子弹。虽然条件艰苦，但医务人员一直重视做好消毒工作，避免发生伤员因消毒不当而伤口感染化脓的情况。
枪林弹雨中
